活動外判

教育心語

　　教師帶領課外活動﹐是教師專業範疇內的份內工作｡ 故近卅年來﹐教育界稱這類活動為聯課活動﹐或延伸課程﹑第二課堂﹑其他學習經歷﹑全方位學習等﹐不一而足｡ 既然是教師份內工作﹐便不宜外判｡ 然而有時教師某些才能知識的確遠遜校外專業人士而與校外機構合作﹐合情合理｡ 但借助外力的﹐應是某些專業技能﹐卻不宜把師生關係﹑教師的尊嚴威信和學習歷程都外判而袖手｡
　　有非政府組織﹐近年舉辦關注保育社區的的活動｡ 這與學校中的德育﹑通識科﹑美術科﹑文化科或歷史科等都有關係﹐所以不少學校都樂意與這些組織合作﹐讓學生走出課室﹐參觀認識社區﹑探訪居民甚至體驗社區的生活｡
　　負責的社工朋友慨嘆：教師群中質素參差﹐真是「乜人都有」｡ 經過與五十多間學校合作過﹐也帶了百多次活動﹐社工們發現熱心認真的教師固然有﹐但不少是抱著「外判」心態與這些社區組織合作｡ 以致有些教師會袖手旁觀﹑隔岸觀火﹑甚至秩序也不管﹐彷彿「我校出錢購買服務﹐你就負責交貨」｡事前既不備課﹑對活動背境茫無所知｡ 過程中教師冷漠旁鶩﹑事後也不總結鞏固｡ 全程戴著耳筒聽歌講電話﹐作出極壞的身教示範｡ 遇著學生出了亂子﹐只懂得責駡｡
　　課堂教學與戶外教學一樣﹐都要細緻備課和臨場適切應變方有成效｡ 部份教師以為帶領學生到博物館或參觀機構﹐將學生交付導賞員或負責人便大功告成｡ 其實在這類活動中得益的﹐需要學習的﹐豈只學生呢？

24小時當值

　　德叔上周在本欄提到﹐青少年在網絡上的言談和表達﹐往往比網外更坦白；他們的網絡生活﹐已經是其真實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 由於互聯網絡普及﹐現今教師的訓輔工作不光在校園範圍﹐更要關注網絡上學生的訊息和的動向｡
　　有讀者問：這是教師的工作嗎？
　　其實﹐教師的工作範圍早就遠超校園課室而接達家庭和社區﹐工作時間也遠超所謂上班時間｡ 現今教師工時之長﹐非界外人想象｡ 放學後假期中﹐除了理所當然的備課﹑評卷和持續進修外﹐也包括「行咇」(巡查學生在社區的行為)﹑帶領學生活動和比賽﹑舉辦家長學堂﹐兼負家長教育的任務｡ 在學生人口下降的生死關頭﹐周末舉辦社區服務活動﹐建立社區關係﹐以宣傳學校｡ 新界區不少教師更要越境到深圳「擺檔」做路演﹐招徠「顧客」救校｡ 招得越境生﹐每天就要管接送孩子過關和安排交通接駁｡
　　任教弱勢學校的教師﹐若要做好﹐就得多花時間關顧學生的情緒和生活(包括物資和社交生活)｡ 德叔以前任教的學校﹐不少老師都主動提供個人手機電話號碼予學生和家長﹐讓她們在緊要關頭﹐作為尋求支援的途徑｡ 因為所謂弱勢家庭﹐其支援網絡本就薄弱﹐其遇到的生活困難也頻多｡ 學校教師往往就是她們周遭「最有識見」或懂得尋找社區資源支援的盲公竹｡ 新界某特殊學校的教師﹐每天放學後﹐輪流到校務處領取校方專備手提電話回家值班﹐以回應晚間家長的求援要求｡
　　卅多年前聘德叔入行的老校長叮囑：入得這行﹐廿四小時都是教師了｡ 信焉｡

錯手殺人的網絡欺凌

教育心語20110211

　　由於互聯網絡人口中﹐青少年佔了相當比例﹐故青少年和學生間的網絡欺凌 Cyber Bullying現象特別突出｡
　　本港曾經有不少案例﹐例如有女生因被同儕在網上選為本級最大「豬扒」而企圖自殺﹑也有被同學在網絡譏笑為「乸型」而行為「失常」｡ 更有多宗青少年被「人肉搜查」而將個人私隱公之於世﹐進而被網友群起而攻之﹐甚至以粗言穢語辱駡﹐使之「無面目見人」等｡
　　青少年成長期間形成的自我形象﹐很受社交圈中的「重要他人」影響｡ 朋輩對其個人的看法會深入青少年的性格之中｡ 當朋輩群而而攻之﹐家長和老師又一無所知和施以援手﹐其後果堪虞｡

　　由於智能手機和短訊日益普及﹐學生毋須使用電腦便可瞬間集體進行欺凌｡ 日本嘗有學生集體用手機短訊群起發向同學﹐表示厭惡和排擠﹐而致有小學生自殺｡ 美國相關的報導更多｡ 美國的網絡欺凌研究中心Cyberbullying Research Center指出，目前至少有44個州在州憲法中制定反欺凌條文。其中，有6個州的法規明文提到「網路欺凌」屬於欺凌行為；31個制定反欺凌法規的州則以「利用電子通訊造成騷擾」是犯法。無論如何﹐如何以法律條文清晰定義「網絡欺凌」也是艱鉅工程｡

　　由於不少參與欺凌的青少年對這種「可以殺人的行為」引致的惡果無知而掉以輕心﹐以為僅是「玩吓」而已｡ 故此以嚴刑峻法處之﹐又似乎過份嚴苛｡

　　故現今教師的訓輔工作不只要在校園中施行﹐也要關注在學生網絡上的異動和消息｡ 適宜向學生提點網絡欺凌的危害性﹐免得「錯手殺人」而抱憾終生。

Band 1的定義

教育心語  20110204

　　香港多數市民僅知道學生升中時﹐教育局會按學生學業成績分為三個組別﹐卻未必清楚如何將學生分組｡ 坊間有幾點普遍的誤解﹐值得花點筆墨澄清｡ 本文略去其中複雜的統計方法﹐而嘗試用一般市民都明白的方式簡單解説｡
　　一﹑各小學每年將學生小五小六期間的校內成績交教育局﹐教育局會將各科分數加權計算後得出該生的校內排名｡ 然後按該校以往畢業生在中一入學時的一個考試成績﹐調整得出該生在該區 (不是全港) 學生的排名｡ 排名最前的三分一﹐便是所謂第一組別學生；排最後三分一者屬第三組｡
　　二﹑三個組別的分異標準各區不同｡ A區的第一組別學生﹐其成績分數放到B區﹐便可能屬於第二組別的學生｡ 各教育分區將學生劃分為哪個Band的「分數線」相差可達數十分｡ 例如：九龍城與元朗的第一組別學生的原始分數差別可以很大｡

　　三﹑小學是沒有分第一二三組的｡ 某些學校自稱band 1小學﹐僅是自我宣傳(或家長誤傳)而已｡ 個別學生的所屬組別﹐只有中學收生時才見到﹐小學的老師根本不會知道﹐她們只是根據教育局的全校數據和經驗去推測｡
　　四﹑中學也沒有所謂band 1中學﹐只是收取Band 1 學生比例較高的﹐便被稱為band 1中學而已｡ 既然收取了較多小學時成績好的學生﹐幾年後會考的成績一般會較佳｡ 不是說這類學校的教學質素一定高﹐也不保証畢業生成績一定好﹐更遑論五育並重或品學兼優｡ 被稱為Band 3學校的﹐僅是收取了較多弱勢學生﹐是協助弱生的學校﹐不是製造弱生的學校｡

18個月的教育政策

教育心語20110128

　　教育是明日的事業｡ 莫說百年大計﹐也是數以十年以上的事業｡ 其影響深及下一兩代人的出路和生活﹐關乎千家萬戶的期盼和命運｡
　　教育議題方面﹐由發現問題﹐到放入議程﹐再做調查研究和諮詢公眾﹐到各持分者為了各方利益和觀點而爭議﹐再到妥協調校修訂﹐輿論吹風與爭取到資源﹐政策才出台面世｡ 決定實施後﹐又要為政策護航｡ 因為政策已經被各方修訂得面目全非﹐就要解釋辯護：安撫舊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又要苦口婆心地向新政策下未被全面滿足的持分者嘆息陪笑臉｡ 然後再加上課程設計﹑師資培訓﹑教材編訂與制訂考評標準等都在在需時｡ 再經前線各校試驗教學到正式實施｡ 其間快者十餘年﹐慢者廿年或以上﹐司空見慣｡
　　社會政治瞬息萬變｡ 教育政策由討論到實施﹐往往滯後十多廿年﹐所以永遠都「落後」於形勢｡ 教改先天註定就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改革必然是沒完沒了｡
　　倘若老師校長們不明白政策的來龍去脈﹐只得其形而失其神粹﹐實行起來﹐也不見其效﹐於是又惹來擾民傷財之議﹑勞而無功之譏｡ 於是改革的訴求又再起｡ 故即使政策如何正確﹐還要投入若干資源﹐以協助前線同工瞭解認同改革的原意﹐方能形神兼備地實踐改革｡
　　故教育政策的制定﹐不能短視｡ 國內於2008起提出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的諮詢﹐去年七月發表未來十一年的教育規劃發展綱要｡ 國內的經濟有五年計劃﹐但教育計劃卻要十年以上｡ 香港教育當局考量政策﹐又焉能只看著剩下來的18個月任期呢？